前些日子，媽媽和我帶著小時候穿的西裝去找一位當年曾和我父親一起工作的老師傅。他笑我居然還保留著它，說那件西裝如今都已經可以進博物館了。其實我沒想到這，只覺得那是父親親手為我做的衣服，除了留給自己作為紀念外，也用來提醒自己，不管社會如何地演進，一些做人做事的道理依然是亙古不變的！

到了讀建中時，為了協助老師編參考書，身為班長的我號召班上的一些同學一起投入。事後老師捐了十萬元給我們，要我和同學們自行討論怎麼運用它。這是我這輩子第一次面對十萬元，同學們各有想法，一時卻也難下定論。

也因於民主自由這個理想的執著，當一九九一年「獨台會事件」發生時，我不僅發動營救該案被捕人士，更發起「反對白色恐怖」的靜坐、遊行和罷課抗議。隨後學運團體更聯合起來，要求廢除「懲治叛亂條例」以及「刑法一百條」。而直到看見這兩個惡法皆在抗爭下被廢除，國會也將全面改選，我才放心走向出國唸書的路。

老黃書讀得不多，話也很少，整天關心的就是老天爺的臉色以及橘子的成長。他靠這一片租來的畸零地種橘子養活夫妻倆以及六個小孩，全家也就住在橘子園的小農舍裡。然而，樂天知命的他卻意想不到會遭遇上麻煩，當時，一個炒地皮出名的市議員看上了這塊耕地，想跟地主購買來變更地目蓋房子。老黃怕失了全家安身立命的生計來源，又成天面臨暴力的威脅，而想打官司卻又不知該主張什麼，於是拿著地租證明來找我的老師胡佛。由於胡老師當時得出國當訪問學人，所以便把這件事交給了我。

有人以為我選擇耶魯是因為她是美國的頂尖名校，但對我來說，在耶魯任教、研究民主化的大師林茲（Juan J. Linz）才是我選擇的主因。而很幸運的是，他也樂意收我為學生。在我取得博士學位後，我之所以能以非聯合國會員國國民的身份，進到日本東京的「聯合國大學高等研究所」擔任研究員，這與林茲教授的國際學術聲望多少應有點關係吧。

但我也思考，縱使台灣的政治在一九九○年代已大幅度的開放，而政黨輪替更代表著民主化的落實，但若從人民自由與幸福的角度來看，她還是有許多需要改善和努力的地方。雖說教育是百年大計，但那些攸關民眾生活的事務也需要有人投入。我是學政治的，也幸運地取得博士學位，如果我就這般安於教職，那不僅辜負社會對我的栽培與期待，也會失去改造社會的可能契機呢！

電波頻率屬於公共財，不該被特定政黨或財團所把持，這是先進國家普遍的共識。然而，台灣由於過去的政治因素，導致早期三家無線電視台分別為黨政軍所佔據。之後雖有黨政軍退出媒體的社會呼聲，但「民營化」是否會變成「財團化」，卻也是不少人的疑慮。「公共化」則是讓媒體以非營利的方式去除其商業性質，如此才能有效提升媒體品質。

一些認識我的台中朋友，他們一開始並不相信。他們說，「很多政治人物都嘛是說說，很快就會跑掉。」後來，黨中央要我擔任秘書長，他們就說：「你看吧！馬上就得離開。」再後來，總統府聘我當副秘書長，他們又說：「這一次鐵定就會走了！」但顯然，他們低估我對台中的情感，也錯估我說到做到的個性。最後，他們說，「佳龍，真正佩服你對台中的堅持！」只是他們不知道，其實早在下來到台中之後，我和我的太太婉如即已經說好，不管選舉的結果如何，都要讓台中成為我們孩子的故鄉！

我知道許多人的夢想其實並沒有那麼巨大。大家所希望的，或許就只是交通便利一點、就業容易一點；綠地多一點、治安好一點。而涵括這一切的，就是不能沒落。因為一旦沒落，這些期望的負面效應就會產生。為了替台中尋找新的可能契機，我在二○○六年即與一群各領域的學者專家共組「大台中發展協會」，其中多次研討會的重點，便是如何對抗新區塊的地皮炒作式發展，並振興這一個最具有台中特色卻被稱為「舊市區」及其周圍的中西東南區域。

我的好朋友之一，新亞裕旅行社的張鼎盛總經理，有一天他告訴我一個放在心中多年的故事。他說，他小時候家中兩個弟弟都是身心障礙者行動不方便，所以每次學校舉辦戶外教學時，兩個弟弟都無法參加。而他自己因為得在家裡背弟弟上下樓，連帶也就無法成行。當時他便許下一個願望，將來若是有所成就，一定要幫助身心障礙者能夠快樂出門……

其實，台中之於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百年前南北縱貫鐵路接通，日本選擇在台中舉辦通車大典，即可見台中所受的重視。可惜自戰後國民政府來台，在「重北輕南，忽略中台灣」的發展下，台中一直沒有得到應有的關注。所幸，憑著台中人自己胝手胼足的打拼，讓台中一直位居台灣三大城市之一。然而這些年來，市府執政者嘴上說要「超高趕北」，實際上卻毫無作為，這讓台中的城市地位岌岌可危。尤其五都形成後，各直轄市之間的資源爭奪更為激烈，因此更需有作為、並對在地有願景的中央級民意代表，來為台中爭取資源與發展。

所以，當黨中央最後決定由熟悉農業問題的蘇秘書長代表民進黨競選台中市長時，我不僅沒有任何的不滿與抱怨，更同意擔任競選總幹事，希望能把五年多來的耕耘成績，包括政見、人脈和募款全數轉移到候選人身上。有人問我這樣的退讓會不會犧牲太大，但我向來認為：「政治的目的是使人民幸福」，而如果這麼做比較有機會能為台中謀取幸福，那就不算犧牲。

正因為希望推動責任政治，所以民進黨曾積極推動「單一選區兩票制」，即使第一次實施這個制度造成民進黨在立委選舉慘敗。但既然選制改革已經不可能走回頭路，如果我們期待可以走入「新一代」的政治，重點便該是什麼樣的民意代表，才能達成真正的人民作主。

而在行政監督上，我們或者看到謾罵，或者看到大力護航，這其實都不見得是適當的行為。的確，面對傲慢且無能的官員我們應該加以指責，我們必須有強硬的態度好讓這些行政官員永遠保持戰戰兢兢，甚至要求他下台以對人民負責。但這一切是因為我們得為納稅人看緊荷包，得為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把關。然而除此之外，如何就預算的不當編列以及法令不周延之處提出更符合公義的意見，我想那才是理性的國會議員。

幾年下來，她穿梭在大台中地區的社福團體與公益團體當中，每次看到哪個機構有缺乏資源的情況，她就會拉著我討論看是不是有哪些社團可以協助提供。也因此，有時候朋友跟她開玩笑說她很適合從政，而婉如也總是會笑著答說：「像市區重生、都會發展這樣的議題我實在是不懂，但是佳龍懂，讓他來做，我來負責看好他的心、讓他不悖離當初的從政初衷和理想，這樣更能幫助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