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佳龍（民進黨中執委）

        對在野黨召開的「民間國是會議」，媒體主要關心兩個問題：馬英九總統是否出席會議，以及民進黨如何選擇議會路線和街頭路線。然而社會大眾更關心的是這個會議能否幫助解決當前台灣發展面臨的困境。回想一九九○年召開的國是會議，當時也是由三月學運和民間社會提出訴求，然而不同的是，當時正處於執政困境的李登輝總統順勢主導議題，透過國是會議擬定修憲和普選等民主改革的時間表，使台灣從自由化邁向民主化。十九年後的今天，台灣已經民主化了，國民黨甚至在二次政黨輪替後取得執政的正當性，此時再度召開國事會議究竟有何時代意義？

        不容否認，國民黨完全執政後一黨獨霸，台灣面臨了新的主權危機與治理危機，前者涉及到一個中國的意識型態，後者則表現在政府失靈無能回應經濟風暴的挑戰。然而單單指出這些社會普遍感受到的憂慮，並無法為台灣找出一條實踐的路線。問題不再馬先生參不參加會議，也不在議會問政和街頭抗爭兩條路線如何抉擇，問題在在野黨缺乏對新的國民黨政權的本質的認識，進而提出一套打動人心的價值論述和行動策略。這也是為什麼馬英九的民調滿意度不到三成，而在野黨的支持度也未過三成的主因吧！ 

        要為台灣的民主運動找出路，我們必須把路線之爭拉到「政權VS反對」的高度來探討，也必須掌握台灣所處的內外政經環境及其蘊含的社會矛盾。

        一九八九年，我曾發表一篇學術論文題為「外來威權侍從主義下的台灣反對運動」。該文以「外來威權侍從政體」定位國民黨政權，並解釋民進黨崛起的社會基礎。也就是國民黨政權在特質上是一個外來的、威權的、依靠賦予支持者特權以換取政治支持的少數統治體制，而民進黨為了贏取政權則發展成一種反體制的民主改革運動。但在經歷九○年代民主化浪潮和兩岸整合日趨緊密的情況下，民主化所帶來的政治本土化潮流，與兩岸經貿互動所產生的經濟中國化效應，已成為左右台灣內部政經社會發展的兩股重要力量；而國民黨則從中汲取養份，並調整其原有的「外來威權侍從政體」的運作。

        新的、調整過後的國民黨政權，雖依然不脫依靠特權利益交換的侍從主義特徵，但卻加進了「中國因素」，而呈現「雙重侍從主義」的特質，其主要運作特色為：在這個統治結構中，中共與國民黨分別扮演提供利益的恩庇者角色，其中國民黨則扮演類似買辦或掮客的利益中介者角色；中共要的是兩岸統一，國民黨要的是永續執政，支持泛藍的政經勢力要的則是特權包庇下的巨大實質利益，三者共生各取所需，形成一個少數但勢力龐大的利益分配集團。於是，在此政經架構運作之下，馬政府透過加大兩岸開放，以換取中國給予國民黨人及支持者更多資源利益，而這些支持者則回報以選票保證的政治支持。

        在此「雙重侍從主義」的運作之下，本土化與中國化的兩股力量，將異化為普羅大眾VS.買辦、特權階級的鬥爭，而成為未來台灣社會內部的主要矛盾。
事實上，馬政府在處理這波金融風暴衝擊所引發的經濟危機時，所提出的三大對策，包括加速兩岸開放、以興建公共工程為名盲目擴大內需、三挺政策等，都再再體現了「雙重侍從主義」政權運作的邏輯。而特權既然是「特別的權力」，本身就意味著只有少數人可享有而多數人的權益將受到戕害。

        例如，我們看到馬政府在直航之前，聲稱會有大批中國觀光客來台消費，結果不僅中國觀光客人數沒增加多少，反而因為直航而有更多台灣人去中國，這一來一往，即減少了台灣的內需消費，對一般飲食、民宿、旅遊業者的生計衝擊很大；受利的是中國、大企業和經常穿梭兩岸之間的政治掮客以及因特許而構成的政商利益集團，而受害的卻是辛苦經營小生意的平常百姓。

        又例如執政黨假振興經濟之名，大肆擴建公共工程，但其作法卻是粗糙無比。國民黨憑藉在立院的絕對優勢，僅僅以數頁的規劃案，就爭取到四年五千億的特別預算，其用意無非為了便利行政部門對這五千億的分配，目標則是鎖定在年底的地方選舉，想透過公共資源來綁樁；這種政治至上的「拚經濟」作法，我們怕的不僅僅是經濟效益低落，更擔心未來全台可能出現眾多類似台北貓纜之低劣品質的公共工程。於是，得利的是國民黨和其支持的地方派系樁腳所形成的共犯結構，受害的卻是全體納稅人和我們後代的子子孫孫。

        三挺政策也是如此。為何要透過企業而不直接照顧勞工的權益，目的無非是要把資源選擇性地灌注到支持國民黨的企業，來做政治收編；結果當支持國民黨的企業歡欣取得低利融資時，裁員狂潮卻仍未稍止。於是，得利的是國民黨和其支持的政商集團，受害的是銀行股東及存戶、勞工和國家的整體競爭力。

        在這整個國民黨政權統治架構下，勢必會有許多人民、團體和後代子孫的權益受到剝奪，而這些居於台灣內部主流人口的心聲，更需要有政黨能為他們發聲，為他們捍衛社會公平和世代正義的價值，為後代子孫守護這塊美麗之島。

        是的，這就是民主進步黨重整再出發的契機！

        民進黨要再起，需要全黨上下做徹底、根本的改造。在現今台灣內部複雜的社會矛盾基礎上，我試著提出「平民主義、三中優先」的實踐路線，以作為民進黨在政治光譜上，與國民黨統治集團的最大區別。所謂「平民主義」，就是站在平常人民的角度和立場說出他們的心聲、爭取他們的利益。這表示除了訴求主權議題，更要強調特權和公義的問題。事實上，在民進黨執政後期，即開始以照顧「中低階層、中小企業和中南部」為施政的重點，但顯然做的太晚、做的太少。所謂「三中優先」，當務之急就是要優先照顧台灣本土沒有受到特權庇蔭的普羅大眾。

        依循著「平民主義、三中優先」的價值論述，民進黨也要擺脫菁英身段，走平民政黨的行動路線，展現新的風格和氣象。具體作為可以先從一、黨政下鄉、社會調查，二、結合民力、服務弱勢，三、伸張世代正義等三方面著手。
黨政下鄉、社會調查。民進黨起自民間，是屬於人民的政黨。但台灣的發展一直重北輕南，即使民進黨執政期間也難免陷入台北觀點。為了宣示革新，民進黨何妨將中央黨部簽到中南部，在台北只設一個聯絡處。黨政下鄉也不能只是蜻蜓點水式的作秀，而是要常態性地走出辦公室，接觸人民、傾聽基層心聲，更要以科學的態度做好社會調查，使黨的主張和行動真能代表普羅大眾的民意。

        結合民力、服務弱勢。當金融風暴引發經濟蕭條進而使一般人民生活陷於困頓時，民進黨雖非執政黨，但仍應盡心盡力協助受害人民度過難關。參考黨外時代頗為興盛的平民法律服務經驗，民進黨可以結合民間團體、非營利組織和退休人員，在各黨部和公職人員服務處設立平民服務的單一窗口，提供如法律諮詢、失業扶助、急難救濟、報稅服務、生命線和人民可享有的各項社會福利和權益。

        伸張世代正義。世代正義是當前台灣社會最應重視的問題之一。台灣原本正快速邁向高齡化和少子化的社會，青年人所承受的經濟壓力與日俱增，如今更要面對經濟不景氣導致的失業危機以及政府錯誤政策所導致的財政危機。可見的未來，年輕人要繳的稅將愈來愈重，而他們所依靠的社會安全體系如全民健保和國民年金卻可能崩潰，屆時年輕選民必會以行動來表達不滿。對於這股最具動員能量的社會力，民進黨做好準備的嗎？說的或許稍嫌誇張，民進黨能否再起將決定於能否獲得這個反叛世代的支持。也因此，民進黨更應該與年輕人站在同一陣線，將伸張世代正義作為最優先的議題，並強力批評和監督國民黨在經濟發展、社會福利和生態保育等違反世代正義原則、債留子孫的不當作為。

        當台灣正面臨民主發展的重大危機，民進黨要承擔使命就必須更謙虛反省、從基層出發，而我們也期盼台灣人民能認清國民黨政權「雙重侍從主義」的本質，以宏觀的視野繼續鞭策和支持民進黨內仍抱持著清廉、勤政、愛鄉土的熾熱初衷並將黨的路線和命運連結在台灣政經發展的脈動上並而圖擴大民主政治的社會基礎的領導人們。

        民間國是會議前夕之淺見，期盼激起更多共鳴的浪花。